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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取家门口的监控记录后,他们震惊地发现,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和我接触过很多次。
有时候是从我手里接过药,有时候是吃的。
每一次,我都像一道沉默的影子,来了又去,完成一次最普通的交易。
而他们,作为顾客,给予的不过是程式化的“谢谢”和微不足道的打赏。
监控画面往前翻,一直翻到了我和妈妈重逢那天。
妈妈看到了画面中的我,身上的积雪未化,把她下单的药递给她。
她给我打赏了五块钱,还对我说了话:“谢谢啊,大年三十还麻烦你跑一趟,辛苦了。给你打赏了一点,天冷路滑,注意安全。”
我愣了一瞬,随即立刻低下头,一句话没说就快速跑了。
我穿得太厚,戴着头盔和口罩,她没认出我。
妈妈只以为是快递员忙着去送下一个订单。
没想到在小区的另一个监控里,她看到我冲出单元门后,一边走一边抹眼泪。
“她来过这么多次”
妈妈从未想过,隔着一道门、一层口罩和头盔,我正用这样一种卑微到尘埃里的方式,悄悄地、一次又一次地,路过她的生活,为她服务。
“她为什么不说话?为什么不让我看看她?”
妈妈的眼泪已经流干,声音嘶哑,
“哪怕有一次她抬起头,让我看见她的眼睛,我可能我可能”
可能什么?
她自己也不知道。
即使看见,她会认出吗?
会接纳吗?
更大的可能,是又一次崩溃,是对那孩子更深的伤害。
这个认知让她更加绝望。
“她明明是我们的孩子,却要靠自己打工挣学费。”
周文涛一想到他们一家三口在温暖明亮的房间里,为朵朵的病情忧心忡忡却又相互扶持时。
他们的大女儿,正顶着风雪,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,为一个订单几块钱的配送费奔波,盘算着下学期的学费。
他们享受着团圆的年夜饭,看着春晚,而大女儿或许正在某个寒冷的街头,点开标记着母亲号码的app,完成一次死亡倒计时签到。
周文涛后悔极了,哪怕他曾经给过大女儿一丝温暖也好。
他这个爸爸,一点责任也没有尽到。